仅隔3天，雾霾橙色警报再次笼罩北京。今天，北京及周边9个城市将出现新一轮空气重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人们来不及唏嘘2015年只剩下最后一月，只忙于惊恐空气监测应用和朋友圈中，PM2.5的数值——超过500，爆表。部分公司人得以侥幸免于暴露在这糟糕的空气之中，打车软件Uber第一时间推出了“向雾霾宣战”的叫车活动。
更多人迫不得已。行人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空气中的呛人气味，但空气污染警报仍然停留在橙色预警——发布红色预警则意味着中小学停课及交通限行等应急措施。互联网及电子商务让部分公司人避免了不必要的外出，但负责配速快件和外卖的人，却不得不在雾霾当中一边看着手机一边骑着电动自行车。仍需要上学的学生和没有收到在家办公邮件的通勤者，依旧戴着口罩走在这座被称为中国首都的城市。
即使空气质量已经超标，但是快递员们依然得一边吸霾一边工作。
《第一财经周刊》从2013年起开始关注雾霾污染，去年我们从环境的角度报道过解决雾霾的可能方式，更早的时候我们采访了数位从硅谷、西雅图和东京等城市来到北京工作的外国公司人，有工程师，企业高管和医生。两年过去了，他们有的现在已经因为污染和其他原因离开，有的仍然留在这里。
但雾霾依旧。
2015年12月1日，北京市民雾霾天等看升旗仪式。
“有一天，当我们戴着口罩，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意识到已经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沉重的领悟。”2011年3月，在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工作的芬兰人Harri Lammi和妻子Salla主动申请从“绿色和平”的芬兰办公室调往北京。因为此前生活在赫尔辛基不到50PM值的空气里，在北京他们很不适应：出门必须要戴口罩，“不然肺部就会有灼热的感觉”；家里要放置一台昂贵又无法作为医疗费用报销的空气净化器；不能在户外运动，Salla第一次在北京慢跑之后就得到了严重的耳部感染；如果空气很差而健身房又没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最好也不要去健身房运动。
虽然Harri Lammi和Salla在来北京之前，就决定不会在这里长期居住，但是这里的空气让他们不得不思考：是否要尽快离开北京？
空气或者说生存环境、商业机会、职业经历、生活圈子……所有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都会权衡这些因素。
2013年1月14日，着名外资医院“和睦家”的全科医生“圣西睿智”又更新了他的博客，这篇新文章的主题是“育儿和污染：你做好准备了吗？”他在文章里告诉读者，空气污染对孩子正在成长的肺部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这个1月北京的雾霾这令人震惊。
圣西睿智不知道，2013年1月是北京自1954年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一个月：这个月北京雾霾天气的天数达到25天，而细颗粒PM2.5浓度每天多小时持续达到300微克以上，最严重的时候数值甚至超过700。后来，人们把这个1月称为“霾月”，或者“空气末日”（Airpocalypse）。
圣西睿智和他的博客“MyHealthBeijing”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很有名。他们当然记不住这四个汉字的中文名，他们叫这位美国医生“Richard Saint Cyr”或者“Dr.Richard”。
Richard 2006年陪伴在北京出生的美籍妻子来到北京，2009年开始撰写自己以“健康”为主题的个人博客。当时，这个博客只是为病人们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有些是日常易得的疾病，有些则关于空气问题或者食品安全问题。
和睦家的医生Richard Saint Cyr在网上撰写的博客提高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关注 度。
真正让他广为人知的是他一系列关于北京PM2.5的文章。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市政府还没有每日公开官方数据的时候，作为一个对空气质量着迷的“数据狂”，Richard就借了一个小小的手持微粒监测仪，开着车在北京各地测量PM2.5值。
从2007年到2011年，每年Richard测到的数据都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劣。直到2012年1月21日，北京市政府开始发布官方数据，而这个数据和他测到的基本相同，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测量，每天关注官方数值。2013年的1月，这个数据爆表了。
Richard告诉《第一财经周刊》：“1月份的天气影响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当PM值超过700时，大家都在头疼、咳嗽，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会问自己‘我的天，我还在这个地方干嘛？我的孩子们在这儿干嘛？这太可怕了，太不健康了。’”
最令他担心的，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他的孩子在1月份的时候在家呆了整整一周，没有出门。1月31日，他在微博上感慨：“这是59年以来最差的天气”，还用上了一句中文抱怨，“真受不了！”
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想过要离开北京，“至少5年内不会”。因为这里还有太多的机会：他的事业—作为全科医生和所在医院的“社会化营销经理”才刚刚起步；他的孩子还需要学好中文；他在中国的人生体验也需要完善。
现在，对于所有公司人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一方面是作为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经济体的首都所带来的无穷机会，一方面则是一个每年都要被雾霾、风沙侵扰的不宜居城市。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中国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开发的“新大陆”。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外国人入境2719.15万人次，同比增长0.23%。其中在华就业100.59万人次，同比增长8%。在霾月，北京或者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诱惑力打了折扣。但是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3年1月，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仍达203.94 万，同比上升12.23%。
外国人在中国的职场经历也越来越有价值，米高蒲志（Michael Page）人才服务公司中国华北区总监Sam Lee-Bapty说，“说实话，中国已经不需要‘吸引’外国雇员。因为外国人现在是真心都想要来中国—一旦我们把招聘信息放到公司网站上，总有很多人回复。因为人们就是想来。”
而另一个能证明中国的诱惑之处的事例在于，这种吸引并不是单纯为了钱。“很多年前，一些外派来中国的雇员确实可以因为要被派到中国而拿到一笔比较大的补贴（Hardship Allowance），因为当时在中国让孩子上学并不容易。但现在这种配套补贴少多了，仅限于高端人才，我们也始终没有听说过污染津贴。（Pollution Allowance）。”Sam Lee-Bapty说，“人们到这里不是为了高薪的。现在北京的薪资水平已经堪比世界上其他金融及商业中心，但同时生活成本在同这些地方看齐，所以钱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动力。”
罗德公关的副总裁、新加坡人卢小玲（Wendy Luh）也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现在外国人简历上有一段中国的经历肯定是很好的。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政府都在讲中国。所以他们愿意来这儿也是看好这个市场。”
为了孩子的教育，罗德公关副总裁卢小玲已经确定将返回新加 坡
但是，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应许之地”的同时，它的污染问题也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曾是土豆网联合创始人的荷兰人Marc van der Chijs在今年3月初全家离开中国，前往温哥华定居。在这之前他和他的中国太太，以及儿子女儿在中国生活了13年。
2000年刚来中国时，他只是戴姆勒公司的外派员工，也没想过要在中国长期生活。但他渐渐地喜欢上了在中国快节奏的工作，“这里的商业机会，以及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所有的创业氛围吸引我在中国留了下来。”2005年Marc van der Chijs与王微一起创办了土豆网，之后又自己创业做了在线服装设计制作网站UnitedStyles.com。
但在两年前他和他的中国太太开始考虑搬离中国，“我不喜欢这里的空气污染、堵车，还有有限制的互联网。空气和食品安全问题对孩子的健康不利，而且我也怀念可以在户外运动的日子。”在移居温哥华后，Marc van der Chijs接受了CNN的采访，谈起他离开的原因。如果不是4岁的儿子患上了哮喘，他也不会那么着急而坚定地选择离开。“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我会更希望留在中国，但我必须考虑我的家庭。”
在他和太太选择新的定居地时，他们希望那里能更接近自然，空气质量更好，他不需要7天24小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我希望全家人能换一种生活方式。”
4月，《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北京雾霾月的文章用“逃离雾霾的北京”作为标题。文中写道，2009年，美国大使馆开始自行采集PM2.5数据。
2012年12月3日至2013年1月18日，北京经历了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PM2.5容易吸附有害物质，这是它威胁公众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0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有12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提早死亡。
2012年12月18日，绿色和平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发布的《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中也提到：PM2.5污染对公众健康有致命危害。在现有的空气质量下，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超额死亡（早死）人数高达857人，因超额死亡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达68亿人民币。
很多跨国公司也意识到了北京空气的潜在危害。来自日本一家化学公司的东山先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今年1月到2月，很多日本公司都给员工在办公室配备了空气净化机。如果是日本派来的雇员，和家人一起来的话，那么公司还会根据家里房间的大小或者家属的人数，给雇员家中配备空气净化机。包括这家化学公司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日本公司也曾给员工配备3M口罩。
妻子和孩子都留在日本的东山先生只在办公室里配了一台净化机，家里没有。“我一个人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有比我年轻的同事，孩子两三岁或者刚念小学，就会比较敏感，他们的家里都配好了。”
然而，东山先生认为日本公司的这种福利不会一直存在，“一二月的时候日本企业很敏感、发口罩、买机器，但现在感觉已经做完了，我觉得以后不太会再发口罩了。”那些全家都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首先做出了选择。东山先生发现，在北京一所专门给日本人开设的国际学校里，学生数量原本在逐年增加，但今年4月开学时总人数比去年少了50人。
孩子，几乎是所有在华外国人面对污染问题时最大的顾虑。医疗咨询公司PPD的全球市场总监Dustin Odle原本计划在中国待两年，实际上住了六年半—直到他的儿子出生，他终于决定离开中国。
对他来说，污染在孩子出生之前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没有因为北京的空气过敏或者得过短期的疾病，他就只是把污染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能察觉到的一部分。然而儿子的出生，让他开始真的担心污染对于孩子肺部的影响。他说，“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真的很难给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医疗保护。我发现，在北京的许多医院，他们把医治孩子的疾病看做是一种风险，而不想认真对待他们。我的儿子生病时去过的所有医院都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带着家庭离开了中国。
而对于另一些还没有家庭负担的外国人来说，远在故乡的家庭和朋友，会对他们施以压力，期望他们回去。
在微软西雅图总部工作了十年，又到微软中国工作了两年的Joseph Chirilov就是其中之一。自从2年前他接受了一个内部项目来中国短期工作了半年后，这个在西雅图长大的“幼稚的年轻人”决定离开平静的美国西海岸，到遥远的东方冒险。于是，他提交了在中国长期工作的申请，在同样的项目组继续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地点变成了北京。
Joseph Chirilov清楚家里人希望他返回西雅图，但自己一直没有答案。
他也曾因为在恶劣的天气里在二环路上骑行了一圈而咳出血痰，然后慢慢养成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查PM值的习惯—“可是我看这个数据其实只是想知道一下情况，可能因为我很Geek，看完我还是照样出门，也不怎么戴口罩。”
Joseph在北京活得很简单，在1月份空气很糟时他也担心过，“不过可能还是因为担心得不够，或者是因为懒吧，总之你看，我还在这儿。”
比起Joseph自己，在西雅图的父母和朋友显然更担心他的近况。他的父母最开始在Joseph刚到中国的时候很兴奋，因为中国有好多机会，“就像未来之星”。后来，他们看了很多报道，比如中国的空气污染和食物安全问题。虽然Joseph从没听到父母挑剔自己，也没有明确表示让他回美国，但是他知道，父母肯定默默地希望自己能够离开中国。
相比安逸的西雅图，Joseph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强迫自己成长，他开始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我觉得因为我太了解西雅图了，它就是个安全的巢，我的家人在那里，我在那儿就会永远止步。而我以前的Boss，一年多没见到我，他来北京，见到我之后觉得我是个不同的人了，我成熟了很多。”
而Joseph在豌豆荚公司当国际产品经理的朋友Kai Lukoff同样要面对父母的牵挂。“因为担心空气问题，我妈妈有点想让我回去。可是，这个原因虽然有影响力，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一个原因离开中国。”
因为相比之下，Kai待在中国的理由更为充分：在硅谷长大，从斯坦福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专业毕业后，“本来想去华盛顿搞政治”，后来他发现华盛顿并不适合他，于是他来到了看起来大势所趋的中国，一待就是5年。2012年，他接受了来自北京的初创公司豌豆荚的工作邀请。“在中国工作可能对于职业前途不是‘最优化’的一个选择，但是它也绝对不会错。”作为一个想法很多的年轻人，Kai的生活看起来有很多可能，他说几年后可能还是会回硅谷，但是“此时此刻，就应该在中国”。
豌豆荚的国际产品经理Kai Lukoff虽然享受北京的生活，但如果有硅谷的机会，也会考虑离开。
TerraSAR-X公司亚太区BD总监德国人Ralf Duering认为，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认为住在中国”，一般是被公司派驻，待个两三年，“只生活在他们BMW或者奔驰的圈子里”，生活范围仅限于办公室和公寓，也只和外国人打交道。对于这些没有融入中国的在华外国人，空气问题可能就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而另一种外国人可能和中国人结了婚，比如Ralf自己，或者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中国人的圈子，他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Ralf就在公职之外，开了自己的公司，兼任瑞士M-cro滑板的华北区总代理。他偶然看到了这个品牌的滑板车就觉得，这个在欧洲流行的玩具也许能有市场，于是就和朋友一步步把这个品牌在中国建立了起来。“德国人处于这种稳定的状态太多年了，如果你要做出什么真的很新的东西，需要有极强的创造力，或者真的很幸运。但中国太不一样了，只要你了解中西方的文化，你就可以为这个市场创造出一些很新的东西出来—而且，不需要很大的投资。”
Ralf在读MBA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课程就是哈佛案例教学（Harvard Case Study）。“而在北京，你完全可以试着运营自己的哈佛案例。如果你有些好东西，而且你都做对了，那么一切真的会发展得很快；做错了，也没关系！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机会了。”
Ralf两份工作的收入加起来是他在欧洲收入的3倍，但很大一部分成为了两个孩子每年读国际学校的花费—22万人民币。但是他还是希望孩子在这里读书，学好中文，最好能够念完高中。他的目的很实际，“他们就能会德语、英语和中文，以后会很有竞争力。”至于恶劣的空气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影响，Ralf给好动的儿子们设计了很多室内游戏，在PM2.5在300以上的时候就在室内玩。
Ralf Duering在中国的收入是欧洲的3倍，但是除了空气，他也要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和不菲的教育费用。
而同样有了儿子的Richard医生觉得，他在中国会至少再待5年，让孩子在学前就学好中文，然后在他该读书的时候就带他回国。那时，他就需要舍弃自己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社交网络帝国”。因为中国，他不仅是和睦家医院的一名全科医生，还成为了这家私人护理医院的市场部经理—因为他的博客很火，当人们Google很多关于健康的基本问题的时候，Richard的博客很可能会显示在第一位。所以还在上一家医院工作的时候，他就接到了和睦家的电话，对方邀请他从事全科医生，同时兼任市场部经理，给和睦家所有医院做社交媒体的运营。“在美国写博客的人数以千万，我不一定能够脱颖而出。而这里是中国，你努力就会有收获。”
在Richard看来，北京就像是1930年代的纽约那样吸引人。“我很兴奋，这里是世界上目前你最应该待的国家，它有无穷的能量，简直是又一轮淘金潮。”
“You have to make a trade off（你需要做出权衡）”。这是受访外国人说最多的一句话。空气污染作为一种健康成本，会成为北京的这张“Balance Sheet”上一条重要的减分因素，然而这里还有机遇、激情和“观看这世界如何最大程度地变化”的可能。商业机会、独特的文化、孩子未来的竞争能力，都在和空气以及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拉锯。
但是兴奋不能取代理性，所有想要在北京恶劣的天气里生存下去的人还得遵循一些安全守则。
每天，Richard医生都会有个惯常动作，就是关上卧室门，开上一台净化器，两小时后就会看到，室内PM2.5水平较室外降低了95%到99%。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嗡嗡声，并将其视为让人得到“放松和保护”的白噪音。
而Harri的同事“绿色和平”担任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的中国人黄玮，在跟随北京大学的课题组调查完成了《危险的空气—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后，她对PM2.5有了另外的认识：“以前我们都拘泥于浓度，但事实上，只要有PM2.5的颗粒，它就是对人体有危害的，没有下限，没有阈值。”
对于黄玮和很多外国人来说，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都是看一看当天的空气指数，如果在300以上，他们都会尽可能地放弃户外活动。
《柳叶刀》上关于空气污染在2010年在中国内地致死120万人的报道让很多人觉得，空气污染的危害大得不可预估。而Richard医生在他关于空气污染、婴幼儿健康、女性健康和日常保健为主题的博客里撰文写道：“根据环境科学最着名的研究者之一、美国杨百翰大学经济学教授Dr. C. Arden Pope的研究数据来计算，在北京日常污染条件下呆一天只相当于抽1/6根烟。就算是在PM2.5 500的重度污染环境下，也只是相当于抽了一根烟的危害。”
这篇2012年撰写的文章饱受争议，而“数据狂”Richard坚持认为，人们对于空气污染的危害性过于关注了。“在中国，许多本地人和外国人，总会出于本能地说，空气污染是他们的最大威胁健康，但其实那些看似平凡的超重、吸烟、缺乏运动等等生活方式才更是致死的主因。”
Richard在博客中引用的美国健康度量评估协会（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2010年所做的“全球健康危害因素研究报告·中国篇”显示，空气污染只是生活方式中排名第四的影响因素。不健康的饮食问题排名第一、高血压第二、而吸烟排名第三。
“如果你超重，更应该担心超重的隐患，而不是空气污染。如果你工作用力过猛、压力太大，这也比空气污染值得担心。”Richard医生说。
而黄玮则希望学界、机构和政府的智囊团能够合力，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模型，计算在改动一两个参数的情况下，或者改变排列组合，来实现牺牲最小收获最大的调整。“比如说可以试试减少汽车数量，能有什么效果？类似这样的公式应该可以为执政者提供参考，告诉他们改变一些参数是有效的，不是千头万绪无从做起。”黄玮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空气是公众产品，政府应该来负责、来保障，但是民众也应该需要知道这些是能够通过一些小的改变来改善的，比如说每周少开一天车什么的，是做得到的，而不是看很多报告看不懂，无能为力的感觉。”
而如果具有了足够的财力和技术，绿色和平则呼吁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解决北京的污染问题—实际上，这远远不止是北京的问题。在1月北京的PM值爆表、将近1000的时候，北京周边的城市无一幸免，比如石家庄、保定、邯郸、唐山也都将近1000。
“中国需要在跨省的大区域的前提下，利用更全面的方法控制污染和煤炭。由于使用煤炭的空气污染对整个中国东部都有影响，污染还能自己进行数百公里的‘旅行’，北京或其他大城市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Harri说。
德国鲁尔区和伦敦都曾有过像北京这样的污染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通过减少煤炭的使用、使用可再生能源等等措施，它们已经基本告别了雾霾。所以Harri对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有信心，尤其是空气。而中国人黄玮的担忧在于，中国一直有号称全世界最严的火电排放标准，可是执行质量还亟待观察。
Harri Lammi决定暂时仍然留在北京，继续在中国从事他“环保传道士”的工作。在他看来，中国的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它比世界上其他地方严重得多，发展得也更快。“我希望能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当前文化的一般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不利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展。”然而他的妻子Salla最终还是回了寒冷但空气清洁的故乡赫尔辛基，因为在芬兰无污染的环境里长大，她的身体并不适合中度、重度污染的北京。
马如鹏已经完全融入了北京的生活，包括佩戴口罩。
而对于在联想集团担任市场部经理的英国伦敦人马如鹏（Mark Pinner）来说，他曾听父亲讲过“雾都”伦敦被整治的经历：那时英国的空气就像“Pea Soup”一样，这种“汤”不透明，形容空气黄且浑浊和现在的北京很像，还可能更糟。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规定家庭只能烧特殊的煤等等，似乎所有相关人都切实地执行了这个法规，50年后的现在，伦敦的空气就很好了。
马如鹏也曾被北京1月份的空气吓到，这使他在参加中国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的时候都戴着一个类似防毒面具的口罩出镜。“戴着一点都不好看，别人都认为我是坏蛋。”
除去要戴这个口罩，他很爱中国。在中国的10年里，他慢慢爱上了下围棋、喝功夫茶和泡温泉，他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辈子大概是个中国人。“你住在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都会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北京真的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才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
然而，这种喜爱和不喜爱依然是一种“权衡”，如果空气变得更糟，或者未来结婚有了孩子，需要考虑到教育的问题时，“我都会再考虑一下”。
2015年11月30日，北京，天坛公园内戴口罩晨练的民众。
戴着口罩锻炼身体是不是很讽刺？朋友圈里的雾霾摄影大赛和段子大赛是不是让你笑中带泪。歪果仁可以回故乡，可是这是我们的家乡，逃避不是办法！一财君此刻比较严肃，你呢？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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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色图片，看一次笑一次，太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