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尔尼·库克和奥利弗至少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蒂文森社区找到了一个住处。学生贷款和宠物狗都阻碍了她在纽约找房。
近几十年来，对于年轻人而言，迁居纽约已经变得不甚合理。那些工作所支付的薪水不够用，实习期间完全没有工资，而房租，从任何正常的标准上看，都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现如今，在上述内容中，还得新增一类经济上的现实 ：猛增的助学贷款债务。较之以往，現在有更多学生得到了数额更大的贷款，仅过去十年，教育负债就翻了三倍，攀上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亿元）。数量空前的一批大学生，带着埋过膝盖的财务赤字毕了业，开始了他们的成年人生活。
尽管如此，新的研究表明，从经济方面考虑，大学还是要上。四年的校园时光，为这些普通的毕业生网罗的薪水，几乎是无学位人士的两倍之多。大学的那些优势，从长远来看或许是令人欣慰的；但当你十分年轻、深陷债务、又想在纽约市安家的时候，则不然。
对于许多仍然在校和近期才刚毕业的人来说，这种债务压力似乎正以新的方式，与在纽约找个住处的问题发生着冲突，使原本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况更加复杂。
2010年，蒂尔尼·库克(Tierney Cooke)刚来纽约，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是付房租，还是偿还学生贷款。她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曾借助贷款度过四年时光。而毕业后的第一份当保姆的工作很难帮她支付账单。
每月的总还款额“将近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230元），”库克说，“我不可能不付房租。我无法把那种情况当成一种选择。”
最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26岁的库克，在数字广告业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仍筹不到足够的钱同时支付房租和还贷。
由于几次忘了还贷，她的信用评分大减，还连累了她的父亲。因为父亲与她共同签署了这笔贷款。于是，库克把一人独居的梦想强压了下来。
“我得承担应尽的责任，不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库克说，继而又补充道，她在那条虚线上签下名字的时候，还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刚刚十八、九岁的年纪，就同意承担数万美元的债务，我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纽约市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发布的数据表明，助学贷款与住房市场间的关系已经急转直下。过去，背负助学贷款者的买房比率，要比未获贷款的同龄人更高。据这份报告说，部分是因为，上大学意味着赚更多钱。
但在2012年，纽约联储显示，30岁的学生借贷人比其他年轻人获得住房按揭贷款的可能性更小。在3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房屋拥有者数量下跌最快的，就是学生债务人。
经济学家们都很担心。上个月，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助学贷款债务正在剥夺复苏的住房市场的生命力；而诺贝尔桂冠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这种日益增长的债务为“一场教育危机”，这种情况将“影响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
但如果这是一场危机，在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奔三”后开始考虑那些围着白篱笆的房屋之前，危机早就已开始了。从他们离开课堂，来到真实世界的那一刻起，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计划就一拖再拖，无法踏着哪怕十分稚嫩的步伐，向拥有房产的成熟阶段迈进。
最终，库克搬进了曼哈顿的一套双卧室公寓中，其中住了四个女人、一位男朋友和两条狗，包括库克的那条长耳卷毛狗奥利弗(Oliver)。
“我受不了，”她说，“他们都在上大学。”
但若不先存一笔钱，她就无法搬进自己的地方住；而她又没法存钱，除非从两项最大的支出中砍掉一项：房租和她近期重新开始缴纳的还款。这次，她选择先把钱还上。
她搬了出去，然后一连两个月寄身那些隔出来的卧室和空角落里，睡在朋友的沙发和气垫床上。而库克的狗奥利弗并不总能在她落脚的地方受到欢迎，所以，他有自己一条唐突更换住处的路线。她把在第六个旅途休息站浑浑噩噩间残留的一切记忆都抛开了。“我和一个说梦话、打呼噜的小伙子基本上同住在一间起居室里。”她说。
遭到两位房东的拒绝后，库克在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网站上登了一则求租启事，然后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Bedford-Stuyvesant)社区找到了一位房东。那个人忽视了她的信用评分，还因为奥利弗的魅力，忽略了一项不准豢养宠物的政策。
拥有自己住处的快乐，对消除库克财务方面的焦虑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我想过当自己遇上某个人、然后我们想结婚时会发生什么事。那时候，我的债务会变成他们的债务，”她说，“这些都是我在18岁那年签下一笔助学贷款的时候，从未想到过的成年人的事。”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在纽约有个家，是无比遥远的前景。
在过去两个月，24岁的布兰妮·巴尔博萨(Brittaney Barbosa)一直住在长岛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同时，她正在纽约市里寻找一套公寓。
所有数字都对她不利。她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一份全职工作和一笔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元）的助学贷款。巴尔博萨欠着贷款未还，成为在近期申请贷款者中占比15%的、三年内曾经拖欠贷款者的一员。全国上下共有60万名这样的学生。
“这影响了我的信用，影响了我的找房过程，”她说。在八个星期内，她已看了二十多套公寓。“你得能赚40倍的租金才行，但我不能。所以他们都不想租给我。”
与此同时，她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这间汽车旅馆每晚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20元）的住宿费上。
巴尔博萨说，她得到一笔贷款，去了波士顿的海湾州立大学(Bay State College)学习时尚产品营销。但一年后，她就退出了这个学习项目，负债回到位于长岛的老家，在那里生下了儿子。最终，她又在昆士堡社区大学(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开始上课。
大多数日子里，她在学校待到下午2点，然后在一家石油公司的客服部门从下午4点工作到晚上11点。她的母亲和孩子的父亲轮流在白天照看她那蹒跚学步的孩子。
在这家与纳苏郡纪念退伍军人体育馆(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同处一隅的汽车旅馆中，她的生活可以说是沉闷乏味的。“这里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的，”巴尔博萨说，她想起来最近的一次纹身大会，当时这家汽车旅馆不仅来了一些参观者，而且还多了一种刺鼻的大麻味道。
“我在这里已经住到忍无可忍了，”她说。她已经紧盯着这些数字好几个月了，并逐渐开始相信，纽约市无处让她容身。她已经开始在新泽西州找可租的房子了。
一些年轻人正选择离开纽约，而不打算同时面对纽约的房租与自己的债务。生于费城的化学研究者约瑟夫·特劳特(Joseph Trout)已经决定，带着一笔大约1.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万元）、即将到期的贷款，和一段生活长期难以为继的经历，彻底从纽约撤离。
22岁的约瑟夫·特劳特面临着偿付学生贷款的压力，他正在考虑离开纽约。
Danny Ghit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22岁的特劳特即将成为前博士生(former doctoral student)，从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什么外来资助。14岁那年他进了孤儿院，两年后崭露头角，成为他那所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学生致辞代表。他说，自己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就读那所学校，他筹措了一笔沉甸甸的助学贷款。
他痴迷于自己的研究。“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毕业的话，就会回落到起点，”他说，“但我不会听天由命，”他告诉自己。“我想过得更好一些。”
大约一年前，他作为一名依靠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来到了纽约，进入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化学。他的住处是史蒂文森镇(Stuyvesant Town)的一套与人合住的双卧室公寓，一半房租由这所大学补贴，但特劳特并不觉得自己每月从口袋里掏出来交房租的这1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69元），有多实惠。
“人们都以为这是笔合算的交易，这件事让我觉得，这里的人都被洗脑了。”他说。
特劳特放眼看去，觉得失去了光芒的纽约市让他意识到了很多。他把曼哈顿看成“区区一个地方，”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为能住在一个附近有几座公园的地方”，就应该靠面条来维持生活；而且他还对纽约市在一份简单的三明治上征税感到困扰。“了解到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人觉得他们的每份三明治都值10美元，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经决定退出该研究生项目了，部分是因为觉得工作多得让他透不过气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觉得自己和其他学生没有太多共同点——那就是说，他得找到一套新的公寓和一份新的工作，并在大约六个月后开始偿还贷款。
这笔迫在眉睫的支出，以及要独自承担租金与水电费的压力，已经迫使特劳特把眼光放到了远离纽约市的地方。他想过搬回费城的某个杂乱的地方；他说，遭遇打劫的可能性增加了，租金则有所下降。
“和一些混球做邻居，也有它的妙处，”他说，“因为等到要交房租的时候，你的口袋里肯定会有足够的钱。”
他还在考虑搬到洛克兰县(Rockland County)，与他的未婚妻离得近一些。他已经在那找到一些每月租金大约在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077元）的住处了，比纽约市的平均租金低得多。
没有需要提防的陌生人，特劳特说，如果情况恶化，他会把钱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然后再努力让债主们不上门讨债。
“如果我拿不到所有的收入，那么我的生存就是第一位的。不然他们要做什么？非从石头里挤牛奶吗？他们不可能从我这里拿走我没有的钱。”他说。
他抱着些许恐惧，考虑着一个轮番交房租和还贷款的未来。但他说，背着债务比没有债务要更好。
“我向上攀登的努力，完全依赖于接受的那些教育，”他说，“不管有没有债务，我都会再去读书。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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