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化热潮和制造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产能大量向亚洲等新兴市场转移。在这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大批真空地带，这些地区是将永远沉沦下去，还是另寻出路，逆势崛起，再创辉煌呢？
从2013年起，“新兴市场之父”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和《金融日报》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巴克陆续走访了欧美十几个城市，他们试图在旅程之后，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阅读《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跟随作者踏上一趟精彩纷呈且充满洞察的“智带”之旅。想要免费获得一本《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吗？参与文末留言分享活动就有机会把这本书收入囊中哦！
作者：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
弗雷德·巴克(Fred Bakker)
定价：40.02元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世纪60年代，我们经历过一场太空竞赛。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机器人竞赛。
早从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就为就业前景感到恐惧，有时近乎恐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随后，200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机器人技术又为这场本已激烈的争论添了一把火。
未来人们要如何谋生？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就业岗位？
智能新经济的影响能否超出1%的顶层人士，惠及中产阶层？
我们可能还要问，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创造性破坏”：在痛苦中适应创新
中产阶层正被进一步掏空。
这不仅会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形势，还会减缓消费需求的增长，破坏所有人为提高生活水平而付出的努力。对中产阶层福祉的威胁，部分源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已经借着教育因素和区位因素，将赢家和输家割裂开来。
“新兴市场之父”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认为：
“中产阶层和整个社会对失业的担忧主要源于认识不足并且方向有误。”
”
前者是因为我们更擅长计算丢掉了多少工作，而不是计算新创造了多少；后者则是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没有工作岗位，而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无人去填补这些岗位。
这属于无谓的担忧，因为这些“丢掉”的工作有许多都是过时的岗位，即便没有外流到别国，这些工作岗位也不会延续下去。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是工资增长缓慢和收入不平等，从长远来看，还应该关注职业培训和教育的不平等。
不仅就业问题不是新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工作深层次变革也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太常见了。几个世纪以来，创新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固然每一波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每一波也都会带来失业，淘汰某些技能。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将其称为“创造性破坏”。
约瑟夫·熊彼特，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农民占劳动力的90%；1900年，这一数字已经缩减到38％；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更是降到了2％。虽然农民少了，但美国现在的食品产量要远胜以往。
自动电梯的出现，仅在曼哈顿一地就造成了超过20万电梯操作员失业。打字员、电报员、电话接线员、送奶工、银行柜员——经济活动中被取代或吸收的工作岗位不胜枚举。工厂倒闭、经济危机、生产外包引起的集中失业让人苦不堪言，自然会成为新闻的焦点，然而创造出的新工作岗位影响范围更广，却往往无人关注。
人们不愿意承认工厂的效率已经大幅提升，因而以前的工作岗位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
例如，2012年，钢铁行业内9.4万名工人生产的钢铁比1980年40万名工人生产的还要多14%。再如，通用汽车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现在每年可以生产28辆汽车，是底特律上世纪50年代巅峰时期的4倍（7辆）。
适应过程很痛苦，没错。
汽车和钢铁行业已行将就木，错。
此外，繁荣正是不断提高生产率的直接结果。
首先失业的四类人
安德鲁·麦卡菲提出了“劳动力需求的两极分化”，意指对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的需求都在增长，而对两者之间的岗位的需求正在减少。
这种两极分化使工资总额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平稳，但为劳动收入比重施加了下行压力。好消息是，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经济生产力；坏消息是，这并没有自然而然地造福每一个社会成员。
赢家有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归入此列。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
《智能转型》的作者之一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Antoine van Agtmael)
主要的差异在于教育。例如，拿着高中或更低学历的人一直是主要受害者。2000—2012年，拥有社区大学学位、职业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人在制造业获得职位的比例更高，这股趋势有望继续甚至加速。
阿格塔米尔认为，预测称“制造业还会进一步丢掉数百万个岗位”属于过分地夸大，至少从美国和欧洲北部来看，这样预测的人只看到了过去。这种失业情况始现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已然成了往事。事实上，目前美国只剩74万生产线工人（他们曾经是制造业的核心），仅占制造业岗位总数的6%。
美国制造业雇员数量在1980年到2010年间持续下降
相反，对旧经济体来说，自动化今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服务型岗位上，而且这些岗位并非都是低技能岗位。
数据分析将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需要复杂的模式识别，许多现有的职业将会受到影响，其中包括放射科医生、口笔译工作者、间谍和分析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另一面：
创新活动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既有高技能岗位，也有低技能岗位。新的工作岗位在何处？不仅先进制造、互联网、软件、研发、生物科学等产业有新就业岗位（这些产业中的新岗位还在持续增多），这些产业还为与之配套或合作的产业和企业创造了额外的就业岗位。
目前在美国，有超过10%的就业岗位属于“创新部门”，和制造业的岗位一样多。创新部门本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仅如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恩里克·莫雷迪指出：
“城市高科技产业每增加一个新就业岗位，高科技部门外就会增加五个额外的就业岗位。”
”
其中三个是医生、律师、瑜伽教练等专业性岗位，两个是收入较低的非专业性岗位，如服务员、商店售货员。
跨学科工作和社交技能
在工业和社会经历巨变的时刻，我们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是创新让我们有了竞争力。创新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与贪婪相比，创新的推动力量要更强大、更持久。
由于各种组织机构和智能制造业集中于创新中心，个人将需要专注于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要想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提升自身价值，人们不得不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其中不乏社交技能。个人有必要注意不断变化的各种要求，并在自身职责、技能不合时宜前做出相应调整。
雇主则有义务帮助员工获取适应新要求所需的技能。如此一来，员工会将工作视为个人终身教育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
跨学科工作关系将改写竞争的定义，竞争将是团体间的竞争，而不再只是个人间的竞争。但各团体还必须要向其他团体学习，即便两者处于竞争之中。
这就要求有联络者来帮助人们工作，在保证各团体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还要保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智能转型》的两位作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右）和弗雷德·巴克（左）
这是一种技能和个人品质的罕见结合，因此，各公司无疑会卷入联络者的争夺战，正如它们此前曾卷入的技术人才之争。
未来的数十年里，两股关键性的力量将在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物联网和对智力共享的需求。这两股力量让人类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我们有知识、有专长、有同理心。
“智带欢迎你”
——逆转全球化的力量
昔日的锈带地区如今已获新生，正为美国和欧洲注入新的竞争力。本书的两位作者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娓娓道来。
安东尼就此话题听取了各方意见，在与众人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与联发科(Mediatek)首席财务官顾大为的谈话即为一例。
时值2012年春，安东尼刚刚离开由他一手创建、持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公司。卸下管理重任后，他踏上了一段亚洲之旅。旅途中，安东尼与诸多政要和企业高管探讨了他们遇到的挑战。
在全球市场中，亚洲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曾经占尽竞争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受到了威胁。联发科是智能手机芯片设计领域的龙头企业，身为联发科首席财务官，顾大为既有高科技加工业背景，又兼具国际金融业从业经验。
联发科CFO顾大为（右一）参与Computex 2016博展会
他带安东尼参观了公司在新竹的工厂。当安东尼问及全球市场的情况时，他答道：“你也知道，我们如今要再次面对美国更加强劲的竞争了。”安东尼让他说得更具体些，究竟是什么样的竞争？来自何处的竞争？
于是，拥有伊利诺伊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十分了解美国市场的顾大为当即提到了总部设在圣迭戈（美国）的科技巨头高通公司（Qualcomm）。他以高通作为威胁的具体例子，解释道：
“他们的研发部门非常发达，远远领先我们。”
”
安东尼看得出来，顾大卫着实在为这样的处境感到担忧。顾大卫表示：“他们很可能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说罢，他便换了个话题。
安东尼曾于1981年任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世界银行集团面向私营部门的附属机构），期间提出了“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亚洲，但至少有二十多年了，他从没听过有任何亚洲商人抱怨受到美国竞争者的威胁。
联发科只是反常现象？
还是说这是大趋势的早期信号？
难道说发达国家在设计与制造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足以令亚洲的低成本生产商忧心忡忡？
就费雷德而言，他关于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样源于旅途中的见闻。
弗雷德刚刚从荷兰财经大报《金融日报》(Het FinancieeleDagblad)的主编岗位退休，旋即踏上了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之旅。
旅途期间，他与商人、政治家、研究人员、企业家等各色人物畅谈，探讨在他们看来全球商业将走向何方。
费雷德听到的一些意见，与顾大为所言颇为相似。这些人对弗雷德说，过去的二十年间，借着廉价劳动力优势，迷雾四国的企业取得了经济增长，但这种优势正日渐乏力。凭借廉价制造在高成本的西方公司面前取得优势，如今再难奏效。
低成本优势的好日子已经基本到头了。
此外，弗雷德发现，企业的工作方式也有所转变。
2011年，荷兰城市埃因霍温被美国智库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评选为年度“世界最智能地区”，这让费雷德想起了几年前与飞利浦前首席执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又译为“赫拉德·克莱斯特雷”）的一次谈话。
柯慈雷向他解释了这家电气巨头缘何将旗下一度蓬勃发展（堪与美国贝尔实验室齐名）的埃因霍温研究实验室变成了开放式创新园区，让来自不同企业、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在此合作。想必是这类行动使得埃因霍温作为创新中心而声名远扬，成为地球上最智能的地方？
上述见闻与西方盛行一时的传统观点相左。
举例来说，就在几年前，在荷兰的一次会议上，著名建筑师、敏锐的全球商业观察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曾向与会者出示过一幅世界地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这张重构的世界地图上，业已衰退的美国位于世界的边缘，占据中心的则是新兴国家。彼时，经常会听到金融分析师哀叹说，欧洲很快就要沦为“世界的博物馆”了。
两人的旅行眼下均已告一段落。安东尼返回了华盛顿的住所，弗雷德也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家中。
然而，在一路见闻的驱使下，我们以各自的方式就这些想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基于发达的研发部门的新制造业模式，正为发达国家带来某种新生？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廉价劳动力难道真的已经优势不再？
创新与产品开发过程是否迎来了新的春天？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弗雷德踏上了新的旅程。
欧洲
旅途中最吸引他的，是从几位首席技术官处听到的、有关研发过程的内容。他们对弗雷德说，他们正在逐步开展多方合作，合作对象往往是大学，甚至还有政府机构。
之所以要合作，一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再也无法一力承担研究成本，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公司内部没有或不愿营建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
安东尼也已经重新上路，此次行程主要在美国。
美国
他对旅途中所见的变化尤感兴趣，特别是科研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扮演的新角色，以及生产中采用的先进生产方式，例如机器人和3D打印。
2013年1月，当时我们正在就各自的想法展开独立研究，我们二人经一位共同的朋友引见而相识，在Skype（网络电话）上聊过之后便见了面，一连数日，相谈甚欢。
尽管我们两人都曾相信（并且依然相信）全球经济的重心正转向新兴市场，但我们也一致认为，欧美企业在采取多年守势之后，他们的竞争力正在再次崛起。究竟如何崛起，为何崛起，我们尚不完全确定，但我们有一个理论：
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于制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未来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智能创新，而非廉价劳动力。我们的想法在不断地演进。
”
弗雷德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他所了解的埃因霍温。安东尼将这篇文章给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的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看过后，布鲁斯决定和弗雷德共赴埃因霍温，一探究竟。
埃因霍温一行虽让布鲁斯感触颇深，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认为，埃因霍温自有独到之处，例如供应链的革命性发展，但美国也有类似的地方，例如奥尔巴尼、纽约、俄亥俄州的阿克伦，等等。
证据越积越多。
通用电气在美国选址新建了一座工厂，放在十年前，新厂的选址一般会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此外，这并非一座随随便便的工厂，而是用于生产下一代航空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通用电气的核心业务。
此例足以使人相信，美国的大公司正将它们最重要的制造业务移回本土。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新设施的确切位置：一个名为贝茨维尔(Batesville)的密西西比小镇。为什么会选择那里？
根据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的说法，原因在于贝茨维尔紧邻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在制造下一代超轻、超静音、超节能航空发动机所需的新材料方面，该校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
标志性跨国公司与籍籍无名的教育机构的此番合作取得了颇为喜人的成果，伊梅尔特信誓旦旦地宣称，将继续在其他尖端研究的温床附近选址，兴建更多的生产基地。
如果连通用这种世界上管理体系最专业的企业都将研发生产活动迁到了美国腹地，我们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
无论是贝茨维尔还是埃因霍温，都不太可能跻身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列，这份榜单的榜首，长期被智力资源惊人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和马萨诸塞州剑桥霸占。它们也无法像德国的斯图加特一样，被视为先进制造业的中心。
“但我们感觉，这些城市最终可能会榜上有名，而且很快就会上榜。”
”
我们还意识到，这些城市正引领着一股极其重要的风潮，这股风潮正兴起于与之相似的欧美城市和地区：这种地方在美国被称为“锈带”。
这些昔日的工业重镇曾因离岸生产遭受重创，陷入衰退。但如今，它们正卷土重来，威势更胜以往。虽然欧洲人并不熟悉“锈带”一词，但这些地区的经历是相似的。
这些地区正在自我改造，由失败者转变为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业中心，我们将其称为“智带”。
构成“智带”的诸多因素
我们深知自己的理论还有待检验，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于是，我们决定开展更多的实地考察，这一次我们要一同前往。
旅程从纽约州哈得逊河谷的奥尔巴尼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开始，一路的所见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既看到了正在通力合作的智带工作团队，也看到了智带正在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制造方法，还看到了智带正在创造的高附加值智能产品。
各类活动正为城市和整个地区重新注入活力。
美国正在由“锈带”向“智带”转化的地区
此行最终变为了历时两年的长途之旅，其间我们在美欧两地一共寻访了十个地方：
在欧洲，我们前往了德国的德累斯顿、荷兰的埃因霍温、瑞典的隆德-马尔默、芬兰的奥卢以及瑞士的苏黎世。
在布鲁斯•卡茨及其布鲁金斯学会同事的帮助下，我们在美国一路走访了五个地区：除了阿克伦和奥尔巴尼，我们还前往了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利达勒姆。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许多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学科、担任不同职务的人进行了无数次谈话，尽职尽责地做了调查研究——翻阅文献、核查材料、挖掘相关数据。
“我们意识到，以大学为核心的智力中心还有很多，其中有些是昔日的“锈带”，有些则未曾植根于工业。有些已广为人知，有些才崭露头角。”
”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智带，这里并没有工业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奥斯汀围绕着德克萨斯大学以及IBM、戴尔（Dell）、甲骨文（Oracle）等企业形成了名为“硅山”（Silicon Hills）的高科技区，现在这里至少有15家企业孵化器。
其他智带的例子还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能源）、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航空航天）、盖恩斯维尔（生命科学），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学）。
在欧洲，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地方有：
英国的剑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德国的柏林和慕尼黑-斯图加特地区；法国的巴黎、格勒诺布尔和图卢兹；以及奥地利的格拉茨。
美国和欧洲之外的地方有：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新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经济的新分支：旧工业技术将居于金字塔最下层
我们两人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记者，于我们而言，探索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们穿梭于世界各地，试着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逐步积累证据，不断打磨自己的观点。
我们走访了大学和社区学院、大型企业和小型创业公司、实验室和工厂,与各色人等交谈，有西装革履的企业高管，也有穿着牛仔裤的创业者，有无尘室里的研究人员，也有阁楼里的匠人，有科技园的管理者，也有州议会大厦里的政府官员。
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怎样进行创新，如何创造产品，其中涉及集体合作、开放式信息交流、产学合作、多学科项目，以及由一系列重要成员组成的生态系统，所有元素都在紧密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人们耳熟能详的创新模式——一位天才或两三极客在车库里搞发明——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现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纷繁复杂，成本高昂，需要多个学科的参与。
智带采用的方式远远超出我们以往所见的合资或是基于项目的临时合约。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智力共享”。
“智力共享”的今昔对比
走访的地方越多，情况越明朗。
我们确实在见证一种全新的现象，智力共享正兴起于十分冷门的地方，这些地方正在变为创新的热点地区。
其中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产外包风潮中遭受重创，但随后它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它们正在通过智力共享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亚洲和迷雾四国的竞争对手所担忧的：
“创造复杂的智能产品，这些产品让渡的价值远超过时的低成本模式创造出来的产品。”
”
然而，智带要做的不仅仅是通过合作关系共享智力资源，还要实际地制造出产品。
我们在贝茨维尔、埃因霍温等地所见的，并非记者们常说的向传统制造业的“回归”，而是对传统制造业的再造。曾有一段时间，研发被企业搁置在次要位置上，此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随着企业将研发和制造结合在一起，研发又获得了新生，并且比以往更为智能。
随后，低成本传感器的面世让研发有可能进一步整合所有元素——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无线通讯、新生产方法、新材料以及新发现。新的经济分支由此诞生，旋即开始蓬勃发展。
这些智带中的企业既不打算重新启用旧设备，也无意于把下岗工人聘回装配线。绝不。
居于青山秀水中的贝尔维茨
这些生产设施已经截然不同，如通用在贝茨维尔的工厂：智能、干净、灵活，生产过程实现了机电一体化。
在工厂中工作的都是一个个专家和专业人员团队，有的人有经受过高级技能培训，有的人有博士学位，没错，还有些是接受过再培训的原流水线工人。
这里出产的产品具有创新性、互联性、定制化、高品质等特点，既有喷气发动机这样复杂的产品，也有运动鞋这样看似简单的产品。这绝不是那种老掉牙的制造业——一会儿靠人工，一会儿用机器，反复交替，最终做出产品——而是智能制造业：
“在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掌握智能技术的专业人士的创造性互动间制造出智能产品。”
”
因此，正是智力共享和智能制造的结合扭转了全球竞争的形势，让顾大为这样的人忧心忡忡，摇头叹息。
廉价正让位于智能。
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制造商并无现成的应对之道，因为只有北美、北欧这样的“旧”经济体才具备现成的智带必备要素：
深厚专业知识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扶持；诱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资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充满信任、允许自由思考的氛围。
这种氛围可以刺激奇思异想，可以接受失败，将其视为创新的一部分。而亚洲和迷雾四国却与此不同，那里盛行的是森严等级与严苛管理桎梏下的思维。
这并不是说智力共享和智带的发展在欧美两地就看起来完全一样。事实上，在基础设施、历史和文化方面，两者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促进“智带”形成的可行政策
美国是拥有庞大的国防预算
其中有一部分预算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划拨给了研发活动。
许多创新——包括互联网、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都脱胎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不仅如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凭其资助的项目在基础医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还有许多创新是由创业公司主导的。这些企业由风险投资家提供资助，由私人持有。待到成长壮大，足够成功时，这些公司就会公开募股，或是被业内规模较大的知名龙头企业收购。
欧洲没有共同的国防预算
有些国家会开展战斗机和海军舰艇的研究工作，如法国和瑞典。但欧洲市场分散，国家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美国小得多。
欧洲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因此高科技创新无法从军方那里得到大量支持。欧洲既没有欧盟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医疗研究预算，也没有美国那样数目惊人的创业活动，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相反，驱动欧洲创新的是国家级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前者包括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瑞士联邦材料科学和技术研究所(EMPA)等；后者有瑞典创新局(VINNOVA)、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隶属芬兰就业与经济部）。
此类组织机构对美国来说还很陌生。然而，在合作时代，欧洲通过要求合作资助项目，创造性地利用了这种分裂局面。两种情况各有利弊，各种因素都在影响昔日锈带向智带转型的方式。
安东尼和弗雷特智力共享的成果
安东尼在荷兰长大，不过自1968年以来，他基本生活在美国；弗雷特则在荷兰生活了一辈子，不过他也曾广泛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我们自己智力共享的成果就是这本书，书中我们讲述了旅行中的见闻，也给出了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智带可以作为模型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既有基本原理，又有具体实践。那些想要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城市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和有利条件对此加以利用。
除此之外，随着对这一模型有了更好的理解，对其中的过程有了更明确的界定，那些处于衰退的地区将更快地获得新生，成为市场和行业内的创新成员。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周刊中文版）
文章标签:
文章链接: 医生、翻译、间谍将首先失业，99%的人面对怎样实现“智能转型”？ [复制链接]
站方声明: 除特别标注, 本站所有文章均为原创, 互联分享, 尊重版权, 转载请注明.
这个特色图片，看一次笑一次，太好笑了 
